阐述最准一肖一码100%免费公开,江孔殷的身世之谜：从外贸商人到美食家，他的一生经历了什么？

姜孔银

“我家三代人都住在上海”

在我发表《蒋孔印的祖先与“岭南美食”及上海的关系》一文后，胡文辉师兄寄来蒋孔印的《兰斋诗集》一书的照片。快速阅读后，我对蒋孔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但仍有更多谜团需要解开。本文主要揭示《兰斋诗集》中披露的“新史料”，而省略了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。

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《兰斋诗集》为铅版印本，似为编撰未完成稿，署名“南海江孔印夏残”，共五卷。在我看来，江孔印在诗歌方面的艺术成就并不算高，其价值在于通过自记构成一部“诗传”，呈现家族史、国史，揭示社会网络，增进人们对清末民初政治、社会的了解。由于诗歌形式的限制，描写食物的文字并不多，关于养蜂的注解或许对研究农业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我在前文中提到，蒋孔印在1893年参加广东乡试时，很可能因为雇了“枪手”而虚报年龄，自称28岁。根据他当年考取时的年龄记录，他生于“同治癸酉年”，所以出生年份应为1873年。《兰斋诗词存》记载他出生时父亲已41岁，所以蒋清泉生于1833年。1843年上海开埠时，蒋清泉才10岁，还不能独立经商。他们家族在上海经商，应该是从祖父蒋维基开始的。

1904年蒋孔印参加科举时，与江苏太仓人陆增威同住一室，并作有《与状元陆同时进士喜诗》一首，首句即“故居春申太仓”，并有“我家三代户籍上海”的字条。可以合理判断，其祖父蒋维基（字新田）于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便到上海从事外贸生意。上海对外开放初期，“四方人士杂居，多以闽粤人为主”（《下二关镇》10号，18​​53年）。小刀会起义主要由闽粤人组成。

蒋孔印《七十岁自述》诗中有一行“上海春申老文人”，意思是他的家人在上海；“我到集市买茶”，他写道“我家是茶商”。从“集市”二字看，蒋维基是从事茶叶外销的，他创办的“蒋毓昌”茶铺由蒋清泉继承。1940年，蒋孔印在诗注中说：“光绪庚辰年，我十六岁，上海茶铺倒闭，已是六十年了”。光绪庚辰年是1880年，也就是说蒋毓昌在1880年就已经倒闭了。《申报》曾报道过1881年债权人追债的情况，作者先前说的1881年倒闭，略有错误。 因为乡试时年龄报得太高，“我十六岁”是掩饰。其实，1880年他才7岁，虚报年龄8岁。1881年丧父后，蒋孔印被生母接回上海入学。

兰斋诗集第一页

从婆罗门学院到海军学院

蒋孔印少年时在上海接受西式教育，先后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和广东黄埔水师学堂，具有良好的西学基础，但迄今为止蒋孔印的传记中对此只字未提。

《兰斋诗集》第一首《桂丝乡祭母周夫人诗七十九韵寄怀》相当于以母周夫人为中心的“家传”。为了掩盖年龄造假，江孔印写诗时可能故意把时间顺序弄乱了。全诗颇长，本文不按原序引用。如需全诗全文，请参考《民国稿》影印本或原稿。

三凌还在怀里的时候，就听见有人说话，便问母亲，自己的家在哪儿。

汝南有个姑娘，是金陵人，家境不错，入了逸风门。

云骑们一生都吃天上的小米，但有一天他们拿着杆子和木竿来支撑天上的生活。

乱世之下，国家动荡，父亲战死，母亲离开王宫。

兄弟姐妹们都失散了，在春申四处流浪，无处可去。

狮山邻近南海、汝乡，我被鹭江的一个富商卖为婢女。

师父对我很仁慈、很亲切，跟我一起教导、学习，我的名字叫福奴。

幸运的是，我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，如今我们是母子。

三岁时，江孔音问母亲家在何处，周氏回答说家在南京，住在仪凤门。父亲是“云栖卫”，太平军攻打南京时战死，兄弟姐妹失散。她流落到上海，被“鹭江商人”卖给江清泉做佣人。主人待她很好，教她读书写字。“汝南”是周姓的县名，并非字面意思。

他十八岁便入赘父亲，中年时祈求继承父亲的事业，便到峨眉山谋生。

灵猴回到钟楼佛顶，母亲坐在地上给兔子喂奶。

大师指着老虎的子宫说，平安和幸福自然而然地到来。

黄昏已然消失，心爱的春日又回来了。

（已故的光禄公中年无子，至峨眉金顶寺求嗣，从钟楼中取回一只白猿，一年后生下一子，立春三日，惊风热浪而死，两夜醒来。）

蒋清泉中年无子，便到四川峨眉山金顶寺求子，从金顶钟楼上带回一只白猿。次年，周氏生下蒋孔印，蒋孔印因受风惊而濒临死亡，两夜后痊愈。此事应是蒋孔印“猴子投胎”传说的由来。蒋孔印动作灵敏，坐时无姿势，“猴子投胎”是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。

爷爷八岁时，恢复了宗族，我和母亲就跟随他继承了政权。

一年后，你还没回国，儿子就成了孤儿，你妈妈就带着你去上海读书。

梵天渡的新学堂和天妃庙左侧的旧私塾。

十年学堂外，师从张无成，七字神童李白由此诞生。

（李白七岁时，他的父亲子述写了一副七言联，惊讶于他竟以为自己是神童。）

状元黄歇离去，秋风唱起白​​门星歌。

海军刚刚考中状元，皇子就进京赴朝。

庄纯七年前去世，留下孤儿寡母生活在黑暗之中。

三十年后，白雾茶开始发财，用万仞金石填海。

老友记仍怀念昔日情谊，一起在南汇研习衙内著作。

（曾祖父新兴顾铸成任南汇巡抚，曾应邀到官府学习。）

7岁那年，蒋孔印入读天后宫旁的一所私塾，他始终不忘老师张五成先生的教诲和李恕先生的赏识。苏州北部的天后宫一带是华人聚居区，隔壁就是使臣的总部。8岁时，蒋清泉带着母子回到南海老家，拜见舅舅和族人。这一年应该是1880年，正是“蒋裕昌”茶店破产的那年，“儿子还未到归国一周年，便成了孤儿”。1881年，蒋清泉因讨债在乡间去世。周氏将他带回上海读书。

“故友惜旧谊，南汇共读书。”蒋孔隐丧父后，由他的老乡、广东代理南汇县令顾思贤照顾孤儿寡母。顾思贤，本名国藩，字希尧，号珠城，广东新兴人，举人，翁心村门生，与翁同龢交情深厚。曾任江苏奉贤、常州、昭文、信阳等县知县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80年至1883年）任南汇知县，正值“蒋裕昌”茶店破产，顾思贤便将蒋孔隐带到南汇县衙，与蒋孔隐的儿子、侄子一起读书。

江孔印在私塾读书多年后，考入了美国教会创办的范王都学校（圣约翰学院），也就是圣约翰大学的前身。

圣约翰学院

“水师新试状元，御生入京供朝廷。”1890年，两江总督曾国权提议创办江南水师学堂，代总督沈秉诚建成。江孔印应试状元，被编入驾校。（《七十岁自传》卷四第18页）据《申报》同年10月18日报道：“江南水师学堂要求应试者，必须英文、译文、地理、数学等科成绩优异，方可入选。首批入选者及近来因精通外语而入选者，均来自中西书院、万航渡、虹口英文书院、麦家驹书院。”水师学堂从该校招生，导致圣约翰书院名额过多。 同月三十日2024新澳开奖结果，不得不登出紧急招收生员的布告：“南洋水师学堂现招收学生，已录取的学生很多。现本堂有十余个空缺，拟即刻补足。凡学英文一年半或一年以上，年龄在十六岁以下者，可找人介绍来补。”《申报》的报道和南洋水师学堂的布告，间接证实了蒋孔印自述的可信度。

不久，他得到了入读国子监的机会，便放弃学籍，赴京，却功败垂成。随后，他又考入广东黄埔水师学堂机房班（《七十岁自述》），但不久又放弃，重操科举。1893年，蒋孔隐在广东乡试中名列四十五名，据说他雇了枪手。清末，广东科举“枪替”之风盛行，达到半公开状态。蒋孔隐雇了“枪手”，也替别人当“枪手”，待遇极优厚。在《祭生母诗》中，蒋孔隐坦言：“从此立足文坛，有时坐胡床把刀，挥霍所得钱财，浑然不知家财之困。”

一直站在错误的队伍里

作为南海同乡，蒋孔隐曾师从康有为，与康有为关系非同寻常。他虽然倾向维新思想，但并非顽固的“康党人”。《兰斋诗集》中的一些诗文足以填补历史的空白。如“丁酉十月，海上遇康南海，请与我同在西湖读书阐述最准一肖一码100%免费公开,江孔殷的身世之谜：从外贸商人到美食家，他的一生经历了什么？，立春时节，共赴北上，归广东”：

我们在海上相遇，相约明年一起去旅行。

银琴湖薪火相传，我后悔没有早点学习。

（第 1 卷，第 7 至 8 页）

这首诗证明丁酉年（1897年）农历十月，康有为与蒋孔隐原在杭州西湖读书，计划于次年春天进京。这年冬天，康有为改变计划北上，因为他看到德国已占领胶州湾，正是提出建议打动光绪皇帝的大好机会。《康南海自传》说：“恰逢胶州案爆发，德军占领，便上书表意。”进京前，文廷式给康有为“密信数封，通报宫中，请援出关”。（钱仲濂：《文允阁年谱》）经文廷式介绍，康有为掌握了联络宦官、珍妃的秘密渠道，得以向光绪皇帝提出建议。 戊戌变法，是德国占领胶州湾直接推动的。已故孔祥基先生指出：“胶州湾危机的又一个直接后果，是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放弃在南方发展维新势力，北上北京，直接领导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维新运动。”（孔祥基，《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》）毛海建说：“康有为刚到北京，就遇上了胶州湾事件”（《从甲午中日战争到戊戌变法》，第214页），似乎不同意孔先生的判断。

1904年，蒋孔印参加清朝最后一届科举考试——甲辰，意外中状元。据其女婿王锡文说，替他写试卷的人是罗亦农（罗敦昭），他也是康有为的弟子。这一点很难考证也很难证伪。这次科举考试人才济济，有徐世昌、谭延闿、汤化龙、蒲殿钧等政坛名流。状元是蒋春霖，第二、第三名分别由广东人朱汝珍和尚延镠获得。

蒋孔银在政坛上结识的第一个人就是张人骏。《时村》中多次出现的“丰润”正是此人。张人骏（1846-1927），直隶丰润人，1903年至1905年任广东巡抚，1907年至1909年任两广总督。他十分仰慕蒋孔银，但受官场“回避”制度限制，不能重用他。1909年，张人骏调任两江总督。蒋孔银捐资给江苏候补巡抚，希望利用这段关系迅速升官，解决他们家族在上海的“历史遗留问题”。张人骏对他进行栽培，并派他到南洋招商引资、募捐，本有可能大有作为，但被举报与南洋革命党有勾结。

两广总督张人骏

江孔印在圣约翰学院和江南水师学堂接受了西式教育，英语功底扎实，通晓国语、吴语、粤语，文笔不错。同年科举人才济济，在官场上发展空间很大。张人骏想提拔他做江苏劝善使，两广总督张鸣岐又任命他为广东农村赈灾总管。但人算不如天算，武昌起义毁了他大好前程。民国以后，江孔印的政治投机不断失败，难得的是他总是站错边。

蒋孔印在思想上是改良派，与革命党比较疏远。1911年“三二九起义”（俗称黄花岗起义）中，他为两广总督张鸣岐说情，协助潘大维收拾七十二烈士遗骸。他在这件事上干得很出色，但他内心并不赞同党员的做法，正如《岳城三月二十九记事》诗中所说：

一只红鸢在武阳上空飞翔，危险的城市的夜空显得有些阴沉。

像骊姬这样的好贼并不多，但可儿却误以为他是桓温。

黄祸未至，血已流尽，谁害得青年才俊丧尽天良？

从此中国就有麻烦了，鱼烂了谁也不敢吞，谁也不敢吞。

另一个：

三家竟然要攻秦，突然黄巾变白巾。（党员们把白巾当做臂章）

田横结成党羽，手下有不少忠心耿耿的将士，而自己创业的李特，手下却有不少流亡者。

就算他让倪父变相来探望自己，可谁会相信他没有杀死博仁的意思呢？

那七十二座坟墓终有一天会被野草覆盖，那可怜的绿色鲜血也会与渐渐消逝的春天告别。

（第 1 卷，第 43 页）

1911年广东光复后，江孔银本可以通过安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革命党人交好，但他却通过梁士诒投奔袁世凯。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，他为袁世凯和陈炯明牵线搭桥，劝说陈炯明脱离革命阵营，投奔袁世凯。这次牵线搭桥没有成功，却让孙中山、胡汉民、朱执信对他心生怨恨。1915年，江孔银作为广东省“代表”，带头劝说，支持袁世凯登基。朱执信组织反袁军事运动，驱逐依附袁世凯的军阀龙继光。江孔银策动驻扎河南（今海珠区）的李福林保存实力，不予响应。 这一步走错了，之后的事情就很难挽回了。

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

自1917年南下护法运动以来，大元帅府与“太师府”比邻而居，但孙中山始终未踏足“太师府”，胡汉民对其也十分冷淡，可见江孔隐在政治上是被“单独册封”的。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以同考官、美食家的身份频繁光顾“太师府”，却无法改变江孔隐的命运。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，军师顾应芬是朱执信的密友，对江孔隐也并不理会。由于在政治上没有发展机会，江孔隐经商之余，便把时间都花在酒肉上，将自己的天才投入到了对美食的追求中。

过时的思维

20世纪中国处于动乱之中，传统的政治思想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。孙中山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的潮流，迎来了“大革命”时代。前清翰林学人谭延闿等也懂得调整和适应，率领湘军投身国民革命。蒋孔隐秉持清末新政时期的思想，对新事物不适应。这在他《兰斋诗词》的许多诗篇中都有体现。例如《与陈静村罢工》中：

公羊懿，三千年君王，以礼谦为国人所知。

乱世之下，周朝危亡，莫君追猪。

教导和摩擦每种情况，在没有木头的情况下，并拒绝知道后面有一扇门的老虎。

这一天是婴儿成长的圣日，但在中原地区，却发生了一些事情。

（第 3 卷，第 2、3 页）

他似乎在哀叹人心的改变，反对“劳动神圣”的新口号，对工人运动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。

另外，诗歌《第二次打击的感受》的第二部分：

世界和平的道路太过曲折，共和与专制都显得模糊。

均田制对于生产一切东西都很有效，但是绝对没有粮食税和服装租。

奴隶们把东部人视为傀儡，南方的农民也不再耕耘土地。

眼前的世界天翻地覆，不灭的黄魂永远也不会醒来。

（第 3 卷，第 11 页）

《十一月十七日夜事记》：

新的鬼魂正策划颠覆社会，狐狸和老鼠正在三座城市挖洞。

站起来当兵马俑的光头男人是谁？红色血液疯狂流淌，盗墓贼玩弄兵马俑。

木材被砍伐，房屋内火势渐旺，围巾被摘掉，营地一片混乱。

这只聪明的鸟妄图填满东海，千百年来嘴里一直叼着石头，心怀未解的仇恨。

（第 3 卷，第 39 页）

这首诗大概是为了污蔑1927年12月的广州暴动，斥责汪精卫而写的。当时政界、报刊界普遍认为，广州暴动是汪兆明“引狼入室”所为，起义主力第四军教导团是汪精卫的心腹张发奎率领的部队回粤。事变平息后，广东省当局在永汉南路与太康路交汇处立了“特大浩劫碑”，将汪精卫列为罪人。1931年，为迎接汪精卫在西南反蒋运动中回粤，该碑被拆除。

史无前例的灾难纪念碑

做“爱国生意”

1939年，其女婿王希文跟随其舅父汪精卫投奔国民党，成为叛徒。当时江孔印逃亡香港，高调撰写文章声讨王希文，除发表公开信外，还将王希文的信公之于众。重庆军委政治部主任陈诚得知此事后，特来电大力赞扬。

夏先生说：我看了你那封声讨王锡文的公开信，十分敬佩你。倭寇猖獗，蹂躏中原，万民愤慨。我们全国在主席领导下团结一致，为中国的自由平等，为人类正义，为世界和平，奋起抗战。但王氏一党厚颜无耻，想用口才欺骗人民，意图分裂队伍，破坏国家命脉。你的正直和义正言辞，足以振兴腐朽之风，遏制喧嚣之风。我除将原信寄给重庆各报转载外，已电报你，等候你的起居，表示敬佩。陈承时尚未付印。（香港《民风》双月刊1939年第1卷第4期）

前清廷翰林蒋孔银反对投降，主张抗战，此举可鼓舞士气，深得重庆赏识。蒋介石批准每月八千元津贴。据王锡文回忆，这纯属蒋孔银设下的圈套，是岳父和女婿的双人戏码。他事先与王锡文商量好，做一桩“爱国生意”，从蒋介石那里捞一笔钱。蒋孔银挥霍惯了，积蓄不多，住在香港很窘迫，有了这笔津贴，他可以继续过奢侈的生活。（王锡文《我与蒋夏公太师父女记》，第183-185页）俗话说“君子爱财，得法得道”。蒋孔银的行为卑鄙无耻。 香港沦陷后，江孔印以“中日文化协会会员”的伪职步其女婿后尘“落水”，回想当年他义正言辞的言辞，实在令人发笑。

大玩家

蒋家三代人都堪称“大佬”。蒋庆泉在上海开设“白儿兰圃室”，专门赏兰。蒋孔印一生嗜好美食美酒，收藏钱币（据说其中一半以上是假币）。“南海十三郎”喜爱看戏，最终成为著名编剧。祖孙三代的习惯如出一辙。省内、香港关于“蒋太师”的传闻颇多，如慈禧太后赏赐蒋孔印102盆兰花，因此将画室命名为“白儿兰圃”。从《兰圃诗词》中可以知道，蒋庆泉在上海已经有了“白儿兰圃室”，蒋孔印只不过是接替父亲的儿子。

一个地方的人，以本地特产、本地美食为荣，发展“食在地方”，是理所当然的。正是因为有了“食在地方”，有了争霸，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菜系，才能满足味蕾。蒋孔印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，生母是南京人，他的饮食一向崇尚粤菜，有时甚至到了盲目的地步。1897年，他在杭州随康有为“学艺”时，就有“山湖莼菜鲈鱼无福，藤鲮鱼味若常人”的诗句，又写到“家乡藤菜与莼菜相近，鲮鱼比鲈鱼鲜”的字眼，未免有些过分了。“藤菜”现在叫“蝉菜”，上海叫“紫角叶”，有的地方叫“木耳菜”。 可以清炒，也可以煮汤，特点就一个“滑”字，有点江南的莼菜的味道，总难有高雅。至于江孔印认为家乡的鲮鱼比鲈鱼好吃，几乎是瞎说，或者可以说是小众口味。草鱼刺多，土腥味重，拿它和鲈鱼相比，恐怕大部分食客都不会答应。

蒋孔印的美食名声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创的“太石蛇汤”。王锡文在其著作《我与蒋夏公父女》中，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“太石蛇汤”的制作方法：“主要工作是在去蛇骨时，要仔细剔除蛇肉，不留一丝骨头。另杀鸡二十只，猪肉二十斤，煮成浓汤。鸡、猪肉味尽后，弃去原肉，将蛇肉炖在此汤中，再加入‘上等’鲍鱼丝等调料。”（《我与蒋夏公父女》第37页）王锡文毕竟不是厨师，所以他所记录的并不完整。这种奢侈消费，适合“炫富”，不适合普通人。

江孔银最喜爱的是价廉物美的荔浦芋头，他自称“我的菜谱里，荔浦芋头的菜谱最多。”（第4卷，第19页）如今，一些名厨喜欢复原“太师菜”，若能复原江孔银烹制荔浦芋头的方法，那比重制“太师蛇汤”还要有功德。

友谊记录

江孔隐诗集中收录了许多社会作品，进献给高官的作品也不少，如张仁俊、袁树勋、张鸣岐、陈肇昌、邓华熙等。清末民初他接触最多的人大概有邱淑媛、梁鼎芬、范增祥、黄洁、王兆泉、铁禅和尚等。1930年代他帮助岭南女诗人冼雨晴广为人知，有扶持同乡年轻一代之意。江孔隐交游广泛，有维新派、革命派、老人、佛教徒、艺术家、收藏家、演员等。他的诗所包含的信息比较丰富，需要系统地整理才能看出成果，一篇文章无法涵盖。如果有人能仔细查考，也许可以为现代文学史、戏剧史、美术史、收藏史增添新的材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