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公是周文王的长子，是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为西周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他与周公分治陕西，巡视陕西乡里，栖居甘棠树下，在田间断案，深受百姓爱戴。百姓为甘棠树作诗，敬人爱树，因此人们把昭公的仁政教化称为“甘棠遗风”。
关于赵世公的来历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说法认为赵世公与周王室同姓，是周族的一个分支。至于他与周王室的亲疏关系，则不得而知。如《谷梁传.庄公三十年》云：“燕，周之支。”范宁注：“燕，周太傅周昭康公之子，受封于成王。支，指周之分立后裔。”《史记.燕昭公世家》云：“赵世公与周同姓，姬姓。”《集解》引谯周之言：“周之支。”《尚书》亦云：“氏，名氏。同姓。” 顾东高《春秋》载：“昭穆公聚其宗室于成州，似为周之近亲。”有学者据此论证：“‘周之近亲’只能表示昭公家族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，而不能表示昭公是周文王之子。”
另一说，则说邵公是文王之子，周公、武王之弟。《白虎通·文王非诗经·大雅·江汉》云：“文王、武王受命，邵公为政。”又云：“周公，文王之子。”王充《论衡·齐收》云：“邵公，周公之兄。”皇甫谧《帝王本纪》云：“邵公，文王之妃。”清代学者左宣在《三余欧璧》中提到上述记载，云：“谷梁传云：‘燕，周支。’” ‘支’，犹如《曲礼》中‘支子’、《大川》中‘分子’。《逸周书》。《左罗解》：“三叔与殷、东徐、延、熊英征伐，周公、绍公在内安抚父兄，在外慰问诸侯。”《季公解》：“王言：我与文王祖周公、昭公，亦同祖。”这是昭公是文王儿子的确凿证据。《白虎通》云：“子能为父臣，即不遗漏善行。诗云：文武受命，昭公为帅。昭公是文王之子。”所以说昭公是文王之子，汉人早就说得很清楚了。 皇甫谧的《列王纪》认为，文王妃的儿子很可能是顾梁的“燕，周支之一”，所以他这样说，不无根据。司马迁说：“昭公同姓周。”《史记》中也有关于毕公同姓周的说法，那么能说毕公不是文王的儿子吗？”有学者认为，这里毕公的例子很有说服力，“昭公的身份，似以其说定矣。”综合以上两种观点，认为不必拘泥于“同姓周人”、“周分子”、“周支之一”、“周亲”等说法。皇甫谧在《诗经》中引用的理论。 甘汤《后汉书》中关于赵始公是“文王私生子”的说法应该更贴近真实情况，也能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共识。
昭公在西周初期的历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他的功绩数不胜数，下面就举几个例子：在武王伐纣、灭商的过程中，昭公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。据《逸周书·克隐解》记载，牧野之战后，“周公持大钺，昭公持小钺，以侧击王”，进入朝歌。在庆贺大典上，“昭公进贡”，即主持大典。《诗经·大雅》赵敏回忆此事，写道：“昔先王受命，如昭公，日拓国土百里。”由此可见他在西周建立中的地位和作用。
西周初年，成王年幼，周公摄政，引起一些大臣对周公的猜疑和不满，甚至发生了管叔、蔡叔等“三监”勾结殷朝残余势力的叛乱。东方局势也不稳定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：“昭公为护国公，周公为师，东伐淮夷，伐燕，迁其王博固。”作为“太护国公”，昭公是当时国家行政机构的首领，他与周公一起辅佐周成王，镇压了“三监”和东夷的叛乱，维护了国家的安定。
修筑洛邑是西周的一件大事。洛邑位于天地的中心，周人选择洛邑作为东都，将其作为新的统治基地，加强对四方的控制，取周人取成功之意，命名为“成州”。主持工程的大臣是周公和昭公。昭公在洛邑修筑的规划和实施中起了一定作用。《尚书.昭告》记载：“太保在周公前寻舍。三月丙午之日，戊申三日，太保率蜀尹攻取洛邑，即位。甲寅五日，即位。乙卯之日，周朝到达洛邑，寻望新城。”新城的建成，对于巩固西周政权统治，监督殷、东夷残余势力的反抗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除上述贡献外，赵始公还与周公分治陕西。据《春秋·公羊传·殷公五年》载：“陕东之地，周公主治之，陕西之地，赵公主治之。”《史记·燕昭公世家》亦云：“成王时，赵公为三公之一，陕西之地，赵公主治之，陕东之地，周公主治之。”关于“陕”的说法，有多种不同解释：一是单郡说，《史记·燕昭公世家》引何修说：“陕即今弘农单郡。”一是山城说。《水经·何水注》云：“河南为山城。昔周、赵分诸侯，以此城，分东西。” 三是山漠说。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记载弘农县“有山漠”，太子章怀注引《博武记》：“为二侯所分。”四是山原说。《水经注》熊惠贞注引《国地志》：“陕原在单县西南二十五里。陕西分治，不因城，以原为界。”一般说来，是在三门峡市原单县一带。
分陕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。周成王以陕西为界，把西周统治区分为两部分，西部以丰镐为中心，统治周人的旧地；东部以洛邑为中心，统治商朝新获得的土地。实际上，它们也是两大军事控制区。史籍和金文中常见的“西六司”和“殷八司”就是根据上述划分而设立的。第六司驻扎在丰镐，其任务是保卫周王朝和王都。第八司驻扎在洛邑，肩负着镇压和威慑商朝残余势力的重任。从分陕的史实可以知道，西周初期，赵公和周公的地位不分伯仲。
昭公在治理陕西方面功绩卓著，他施行贤明的政策，热爱百姓，受到百姓由衷的赞扬。《诗经·昭南·甘棠》云：“甘棠树茂盛，莫砍莫毁，是昭公所居。甘棠树茂盛，莫砍莫毁，是昭公所畏。甘棠树茂盛，莫砍莫拜，是昭公所言。”
译成现代语言就是：“梨树繁茂的枝叶，不可触碰，不可以修剪或砍伐。赵博曾在树下停留。梨树繁茂的枝叶，不可损坏，不可以修剪或砍伐。赵博曾在树下休息。梨树繁茂的枝叶，不可损坏，不可以修剪或砍伐。赵博曾在树下工作。”
《甘棠》诗中歌颂的“赵伯”究竟是谁？学界众说纷纭。王充《论衡.虚颂》云：“宣王惠周，诗赞其事迹，赵伯报其功，周歌其橘树。”高恒先生在《今世诗经注》中也指出，此“赵伯”非赵公时。华峰等《诗经释义》也云：“此为怀念和歌颂赵伯虎之诗。”但上述说法，毫无根据。
《史记》、《说文》等著作早已指出这个“赵伯”就是“赵公”。 史官司马迁在《史记·燕昭公传》中记载：“昭公治理西部，得民和。昭公巡视诸乡，有橘树一株，在树下决断案件政事，自侯爵至百姓，各得其职，无不尽职。昭公死后，百姓思念昭公治理，不敢砍伐橘树。格格歌颂此情，作《甘棠》诗。”刘向《说苑·指南》也说：“圣人待天下人，犹如婴儿，饥者食，寒者衣，养育之，恐不长。《诗经》云：‘茂盛的甘棠树，不可砍伐，是昭公所居之处。’” 传说：“从陕西往东，是周公主的故乡，从陕西往西，是赵公的故乡。”赵公奏事的时候，正是桑蚕的季节，他不想改变百姓的事务，所以他没有进城，而是留在甘棠树下，听取百姓的议决。陕西百姓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。所以后人思索它，歌颂它。说它好，说它不好，叹它不够，叹它不够，才歌颂它。思索后才有诗，积而后满，积而后满，顺其自然，达到其地位，百姓叹其美，敬其尊。甘棠树既然不被称赞，那么政府和教育又怎么能不奏效呢？孔子说：“我看见甘棠树，就说它好，就说它不好，而叹它不够，才歌颂它。诗是思索后才有诗，积而后满，就说它不好，顺其自然，达到其地位。百姓叹其美，敬其尊。甘棠树既然不被称赞，那么政府和教育又怎么能不奏效呢？”甘棠树上宗庙之尊。人德高望重，位分必敬重。””这里明确指出了《甘棠》这首诗是为昭公而作。正如赵福林先生所说：“《甘棠》这首诗是歌颂昭公的诗。昭公就是昭公。”
据《陕州志》记载：“昭公治陕西，民心所向。有大臣请召民归，昭公言：‘自勤劳，不为民患，非吾祖文王之意。’”昭公遵从先祖文王旨意，在甘棠树下听歌，宁可自勤劳，不为民患，深受百姓敬重怀念，并作《甘棠》一诗，以表感激。
《毛诗序》云：“甘棠赞赵伯。赵伯之教诲，明于南国。”《郑注》亦云：“赵伯闻男女之争，不烦百姓，独守小棠树下听案。国人感动其德，仰慕其风气，思念其人，敬重其树。”出于对甘棠树的敬重，人们不许触碰，更不许损坏，要“不伐不伐”、“不伐不败”、“不伐不拜”。闻一多先生说：“甘棠大概是南国的祭坛树，所以赵伯守在它下面听案。”晁福林先生也说：“我以为此树当为周代祭坛树。”看来人们已把甘棠树当成神树了。
孔子对《感堂》一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《孔子嘉语.好生》中说：“孔子说：‘我从《感堂》一诗中得知宗庙之事，思人则爱树，敬人则敬其位，此道也。’”《孔子嘉语.集典》中说：“周人爱少公，犹敬其所留树，何况祖宗之功德，可敬其庙而祭祀。’”这段记载与上述《孔子论诗》中说的“我从《感堂》一诗中得知宗庙之事，民之性情，天性自然，重人之所重，敬其位，悦人之所好，喜其所为。恶人之所恶，亦复如是。” 孔子认为，正是由于少公的贤能治理和教化，才使得百姓养成了恭敬之心。“按照孔子所强调的功德之理，少公虽然只是周文王的一个妾生，但他在周朝是有功之人，在周人的宗庙中立有牌位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”
《韩诗》着重描写了昭公清廉、爱民的事迹。《韩诗外传》中说：“昔周盛世2023澳门资料大全正版资料下载，少伯在朝，有人请于少公修建房屋，少伯说：‘唉！吾以身力行，以民为本，非吾祖文王之意。’” 于是他便出门在田间、庙堂间会见百姓，听取议决。少伯住在偏僻的田间，住在一棵树下。百姓们很高兴召公奭身世之谜：是周王室的支族还是另有隐情？，农夫们加倍地给他打气，鼓励他。于是五谷丰登，百姓丰衣足食，一家人衣食无忧。此后，统治者骄奢淫逸，不关心百姓。赋税繁多，百姓贫困，农时迟迟不来。于是诗人看见少伯休息的那棵树，便加以称赞和歌颂。《诗经》云：“甜橘树盖以茅草，莫砍莫砍，此昭公居也。’此言此语。”这里强调了昭公节俭，不以自己的身体为百姓操劳，表现了周朝的富强，对后世当权者的骄奢淫逸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和鞭策。
（本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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